《治头眩方》，世传王逸少书，今绛州石帖中有此帖，甚著于世。政和丁酉岁六月七日，襄州教授丹阳陈君孝友见过，云：崇宁间，彭谏议君时守浔阳，役兵于山间斸石，得一大石，中空，内有小石若碑版然，视之有刻文，即此碑也。大石未破时，坚完无际，不解何缘中有此碑，殊可异也。陈之父时亦官浔阳，得此拓本，陈因以见遗。视之，比《绛帖》差纵逸，结字至有工拙。要之此本当在绛刻前，但不知何世所刻。案逸少尝在江州，岂晋以后好事者因移写于斯石欤？意其薶没既久，土或变石，故是刻藏于石间，理不足怪。世或以此帖为虞永兴书，恐未必然，或虞尝临此书，故微翻其体。今世所有魏晋诸帖中，往往唐人临模尔。洪纤拘放，结体不一，真赏其能自辩之。是月九日，黄某长孺父于丹阳东斋书。

府君讳贞，字赞明，祖上本江淮楚泗人也。以诗书继世，礼乐传家。先父讳承训，母叶氏，则故宁国县宰之处子也。先父不仕，好玩清流，多泛舟商贾，以遂优游于烟景也。值以世宗划江分界，先人遂移家就于九江，止于赤乌，今为瑞昌县人也。府君有弟讳粲，寄寓湓城，不幸短命死矣，已归殡于瑞昌祖父坟茔之所也。又有妹三娘子，娉九江申君之门，亦盛年而丧游矣。噫！府君痛以手足支离，恐其骨肉分散，遂迁居于江州广阳桥之西南。府君少也偏览经史，三教具通，宛然有君子之风，卓尔立丈夫之志，加以仁慈及物，惠爱修身，四远宾朋慕义而至者，孰不仰其嘉名也。黄州太守、中书舍人乐公，知府君之公廉，慕府君之气义，翌日使车远降，简牒俄临，命府君摄本州教练使。自此声名益著，门望弥昌，本郡执事朝郎，及以往来星使，向其徽猷，靡不造其门仞者也。府君悉以厚礼迎逢，曾无虚日矣。府君乃门惟积善，遐寿合延，奈何世不长居，死生有命。于皇宋咸平五祀岁在壬寅，府君以美疹忽婴沉疴，遽至药石之能弗理，针艾之术无功，祷也不应，符也不灵。府君享年六十有三，于六月二十四日大限俄终，归于逝浪。吁！所喏者，府君有嗣子佛奴，才方五岁；侄男胜安，始年十二。妻室俞氏二娘，亦当耳顺。有女婿鹿八郎长史，乃南康军大族名家之子也。家多馀庆，户烈贤豪，以孝悌而资身，用忠良而蕴德。其馀温雅美誉，仁义英奇，礼让门风，博文富赡，此不可造次而述焉。府君仰其善价，以长女四娘而妻之。侄女五娘，娉九江蒋七郎，其如容仪佩玉，情义断金，德业芳馨，动止有则，此故无得而称焉。府君有姐大娘子，先娉王氏之门，不幸良人中夭，守寮同居，绵历星岁。有妹二娘子，娉江城杨十郎。且府君存昔，每有营谋作创，事无大小，未尝不以妹夫杨君十郎评议者耳。可否之间，悉皆允叶，实谓同德同心，如胶如漆，非陈雷之知，无以类其美也。是日府君临终，即命妹夫杨郎而告之曰：「余不起斯疾矣，所恨儿侄幼稚，血属无依，若非杨郎维持，更何托也。余之身后，并老幼一家，并托杨郎管领，无使孤露矣。夫如是，则杨郎骨肉之道，尽始尽终。余归泉壤之间，复何忧何念耳」。于是杨君诺其遣嘱，胡敢轻忘，矶矶孜孜，匪朝伊夕，营其葬礼，及以追修，选下高原，安其宅兆。以当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于德化县德化乡港南社土名砖窑冲安殡，莫不宾朋伤感，血属悲摧，攀慕哀号，同至坟所。元素叨府君之异念，追府君之事迹，直笔而书。乃为铭曰：

猗欤李君，名迹隆芳。形神落落，气宇堂堂。性齐金石，德重圭璋。实江城之耆德。乃郡邑之祯祥。胡为天地，不福贤良。俄婴厥疾，遽掩泉乡。想幽关之寂寂，叹逝水之忙忙。念尊仪兮永别，思恩德兮宁忘。风引人情兮惨切，月笼夜景兮凄凉。孤坟悄悄兮寒来暑往，松柏萧萧兮地久天长。

唐修行杨氏系出越公房。本出中山相结，次子继生洛州刺史晖，晖生河间太守恩，恩生越恭公钧，出居冯翊。至藏器，徙浔阳。唐相杨收之父曰遗直，生四子，名皆从㇏，曰发、假、收、严，以四时为义。故发之诸子名皆从木，假之子从火，收之子从金，严之子从水。严生涉，涉生凝式；而收乃藏器之兄，涉之伯也。《新五代史》记唐六臣传，乃以收为涉之祖、严之父，非也。

某昨奉字，略见梗概，当已达听。论事贵深切，想不讶也。得十三日所赐教，荷不鄙外，下问本家事宜，亦欲言之，恨不得面议耳。用兵定论在致人，规模一定，惟务持重。前日闻寇出桂阳，即作书祝。李司法只在东津，不敢轻动。及闻许统领舍攸而去，已觉匆遽。又闻李司法奔走而归，令人太息。将在军，不使之自便，固是不可。使其自便，而任意轻动，又非吉證。所幸寇无能耳，设有多方险诈之策，将若之何？区区愚意，只是坚执前说，欲契丈进屯安仁、彭蠡、永兴之间，不至枉了攸县一军。又辍茶陵鄂军千人以为之助，合王津三千人，建大将旗鼓，距茶陵不至甚远，郴、桂间缓急，稍易救应。然亦不可闻警即动也。《鼎》卦有自新之意，万一已许之，不必食言，早晚责其出洞，看能行不能行耳。若便沮其意，不惟失信，却恐惊动张皇，又费区处。如邻家施行不一，却不足虑。朝廷备江西所行，正来取会，此亦思所以报之，来晚即纳公文矣。近日借补太泛滥，恐后来不足取重，且宜吝之。如周安世守禦未久，便借承节，恐诸将观瞻不雅，谓吾辈私刻，本无志功名也。山前位置本末，第详以本意见报，容随意写去商榷。往覆议论，自是常事，却不可有怀不吐也。上三乡田主之说，且照前日申状移文仓台矣。谫才任重，少有暇时，拜字不尽所欲言，伏惟台察。

尝读杜君卿《通典》，邵信臣为南阳太守，于县南造钳卢陂，累石为堤，傍开六石门以节水势，用广溉灌。岁岁增多，至三万顷，人得其利。后杜诗为太守，复修其业，时歌之曰：「前有邵父，后有杜母」。循吏之流风善政，民到于今称之。惟抚为郡，以二水合流，号曰临汝。考之图志，临川水在县西五十里，源出定川。以今地势观之，合宜黄、崇仁诸水，由郡城而西，趋豫章，赴彭蠡，此临水也。汝水源出南城为旴，自旴入石门为汝，由郡东过文昌堰，绕北城至西津，与临水合。郡城之山发迹军峰，重冈复岭，嵬峨岌嶪。北行二百里至此，为二水所束止焉。回环缭绕，如玉围腰金，石台屹峙于外，故里谶有「台分堰合」之语。川融山结，钟奇孕秀，人物瑰异，生聚繁庶，江右之巨镇也。汝之上流，距城七八里，旧有支港，决而他出。又越二十馀里方合，与正流相为消长。若支盛则正壅，褰裳可涉。越旬不雨则绝流，地脉枯燥，风气涣散。自唐已有千金陂，遏支而行正，然陂常溃决。绍兴间，郡有富民王姓者，极力筑堤以捍，岁久复毁。嘉熙间，太守计院赵公师鄀尝经营于上流，顺地势之直，别凿小渠引水，以至拟岘台下。事未及竟，傍无障阏，复成绝潢。后之来者，顾瞻永叹，欲作而复辍者屡矣。今郡守秘书叶公梦得莅事之明年，燕凝坐啸，乃酌舆言，欲回其澜。鸠工饬材，浚广旧渠，筑陂绝江，以灌其内。陂长三百丈、渠广二十丈，财用之币馀而不侵经费，工取之佣雇而不科夫丁。一竹一木，厚酬其直，民乐为市，咄嗟而办。源深流长，舳舻相接，气聚风宜，渐复旧观。是役也，肇于淳祐辛亥十月二十日，讫于十一月二十八日，见者咸唶其成之易也。三衢徐三锡实董其事，颇有心计之助焉。或有倡为浮议者曰：「旴城岁餫连樯，巨舰顺流而来，渠恐难受」。殊不知纲发必俟春夏，积雨巨涨，然后鼓楫而下，此邦亦然。若只常流，虽无此陂，亦罔水行舟也，此一不足虑。或者又曰：「溪溃而东，多历年所。率为筒车，以资灌溉，陂而绝之，人失此利」。殊不知束薪囊沙，岂能涸流？今西港述陂新陂绵亘倍此，而下流自若，此二不足虑。又曰：「鹾茗之舟，必夹私贩，若经岸下，虑有检柅，多为谤议」。殊不知前此郡务，亦布津阑，其越税者，未尝无禁，岂以陂而苛征？此三不足虑。又曰：「东门长桥，民不病涉，若水复古道，或至冲齧」。殊不知桥数十眼，受水甚宽。前此固闻屋裂于风矣，未闻址圮于水也，此四不足虑。所可虑者，阅岁滋久，竹折木腐，葺之劳费莫继耳。以今计之，钱仅一千缗，米仅二百石，若岁加葺，多则十之三四，少则十之一二。然以一郡之力为之，亦直易事，特在后之贤侯加之意尔，罔俾前邵后杜之歌专美于南阳也。郡侯俾与辀识颠末，刻诸坚珉，故不敢以肤辞，姑勉述其槩，并得以剖或者之疑云。

臣窃谓今日财用之弊，不可不深致意也。问之朝廷则窘于应办，问之州县则窘于支遣。以为在总饷欤，则今日之总饷非昔比也；以为在戎司欤，则今日之戎司不一律也。臣始守汉阳军，当湖北最窘处，适敌骑入境，催科缩手，犹且支遣解发，不改常度。窃自妄论，以为财计之难理者，作县而已。天下之作县者，虽易亦难。天下之作郡者，虽难亦易。是十年以前，州郡犹可为也。越二年而摄事湖广总饷，乃见其不可为矣。般江州之银券以足襄阳，运德安之铁镪以实随枣，移东就西，截短补长，支撑数月，仅不废事。及正官交割后，其用益窘，有请于朝，久无画降，其人至投缳自杀，以救得免。矫制展官会界分二百万，乃始集事，是十年以前总饷已不可为也。又二年而得守长沙，亦当应办之时。朝廷之科拨未至，而诸郡之纲运尚阙。帅司移文本州，未免那兑，其间小小名色，不复责偿。值朝廷秤提官会，则多出库钱，以便百姓。然而二年之后，比交割元数，犹有增羡，是七年以前州郡犹可为也。又二年而得节制利州兼领郡事，则知利州之事已不得如长沙时矣。用兵之后，事力更改，有节度使寄居奉祠，则岁费增数千缗矣；有总管钤辖路分添差作阙，则岁费又增万缗矣。黾勉尽瘁，仅了元额。又二年而得守豫章，则知豫章之事，又不得如利州时矣。调发既多则酒课不办，榷场不通则税课渐减，虽撙节用度，不至亏数，而其所以为经费者，甚岌岌也。戎司之事，虽不曾亲历，而利州置司所在，亦或剽闻矣。管军二万四千人，而交承钱物不过二三万缗，支吾不行，至有夺前政宅库之物以为公用者。被旨巡边、回避戍卒支犒，有以葬妻为名，迂行小路者。是数年以来，不特州郡不可支遣，而为戎司者亦有穷陋至甚者矣。千里承流之地，日夜办财；万灶饱师之地，日夜虑财；牛酒日至之地，日夜乏财。使士大夫旁皇愕眙，以为天下事无一可为者，其故何也？朝廷之财，臣不得而尽知，但见招募军兵，修筑城垒，额外和籴，遍满天下，是用财之处，比前日为多也。楮券不足，加以增印，度牒不足，助以告敕，是生财之路比前日为广也。国用司本意，所以蓄岁币之数耳，没入平民，渐生枝叶；安边所本意，所以藉权奸之产耳，变及征榷，颇动观听。大宁监之盐利已竭，而转运司之增羡不已。宕昌之马价未偿，而茶马司之献纳不废，是取财之道比前日为苛也。民力极矣，不可以增赋矣。上下煎熬，一至于此，将何以救之哉？故臣尝论之，天下之财，本足以了天下之用，位置分画，要得其所，截截条目，不可移易。成周之财以九赋敛之，以九式均之，自邦中以至币馀，各有常赋；自祭祀以至好用，皆有常式。汉以吏禄公用赋于民，不以封君汤沐为经费。唐以世业口分授于民，不以留州送使为上供。古人经理天下，大率如此。本朝列圣立法，尤更详备。臣独怪绍兴、隆兴之间，敌人深入，朝廷调发虽费若河海，而州县常赋无窘迫之态，百姓安业，无怨怼之患。大郡交割之数，有缗钱之积多至百万者，小郡见管亦有数十万者，若民间积粟之富，则又往往称此。上户多者十万斛，中产亦数千斛。上恬下熙，相安于无事。当淳熙、绍熙时，其俗未改。近者公私之计穷陋万状，官吏搏手，不可一朝居；百姓怨苦，皆无一饱望。穷愁如此，恐不足以当变故也。一旦敌骑侵陵，盗贼窃发，上下相视，茫然无策。时事至此，不可以为休證。皆云开禧以来，兵议才起，取常平义仓以供纲运，则救荒无先备；拨官告度牒茶盐引为籴本，则交易无见价。军器之有制造，弓兵之有调发，桩积之有水脚，招军之有赏犒，非时泛用，一切取办。荷朝廷出豁，虽许于交承钱内支破，而州郡积渐，至无遗蓄矣。调发有劈券，则月粮有倍费；功赏有转资，则食钱有添请。拆洗有往来之费，暴露有特喝之赏，便宜从事，一切取办。若朝廷应副稍不如期，而转饷移兑始亏旧额矣。戎司之事虽不欲穷问本末，然而窘于开禧之后，而不窘于开禧之前，亦必有以致此也。望陛下与大臣议之，立为定制，以官兵之常数责州郡，而不责以非时之须；以岁时之常用责诸司，而不责以不测之费。总所之有应兑者悉与抛降，使之任乏兴之罪；课利之有增羡者不许申奏，使之备循环之费。其有一切调发之用，则朝廷自任其责。当科降者即与科降，不必徒为勘当；当支拨者速与支拨，不使无故滞留。如八月当和籴，则七月先科降；十月当调发，则九月先支拨。久监司郡守之任，以宽其迎送；严刻剥羡馀之禁，以沮其观望。使有志者可以募士，可以养兵；谨重者可以备水旱，可以修城郭。设有缓急，亦得以仰成而取办。至于戎司之事，尤当知其事力，宽其利源，上可以慰其心，下可以飨其士，伸缩自如，可以展布，其为气象，有太平盛观矣。若夫大农之不继，则在陛下有以图回而斡旋之耳。侧闻绍兴和议，则以内帑了岁币，中间用兵，则以内帑激将佐。闻高宗圣训，以为内帑所有，专以用兵，宫中则未尝妄费也。烈祖中兴之法，昭若日星，可不举而行之乎？虽然，又有一说焉。军政在戎帅，则总领之奉使者为急务；军政在宣制，则总领之奉使者为赘员，不可不察也。盖军政在戎帅，则民事不得而与知，命王人以总领其事，无可疑者；军政在宣制，则财赋之轻重当出其手，总领之职特一子司耳。今欲招一军而听命于朝论，移一屯而分券于总所，使朝论疲于应酬，视为常事；总所耻于督办，递相萋斐。宣制之事，臣以为不可为也。诚能使四总所之财听命于宣制，如张浚之用赵开，就粮摺运，惟意所欲；如胡世将之处吴玠，不胶柱调瑟，不凿空取办。或欲减一军以宽用度，或欲增一军以临边塞，效用之有奇杰者可升为背嵬，民兵之有精悍者可选为效用，审缓急之宜，量出入之数，使为宣制者得以专之，而他司不得以挠之。非有大变革，不必俟命而后行；非有大调发，不得乞钱而后举，则州县、制总，皆得以自用其财，而大农之财亦可得而稽考矣。其或食阃外之禄，不肯专阃外之政，有功则归利于己，有误则归过于朝；微有措画，则乞钱以示重费；稍有宽馀，则回纳以示廉俭，今世之人，皆以为善处己矣。以臣愚观之，直谓之不任事可也。臣既有微见，不敢有隐于陛下，惟陛下赦其僭。